撰文/赵立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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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代的社会氛围活跃到让你想不到，宋代的雍容大气一直让宋代的男人将时尚这块抓得死死的。“风前横笛歇吹雨，醉里簪花倒着冠。”甚至对这种“时尚”有时也有一点害羞，于是便有“醉里插花花莫笑，可怜春似人将老。”

宋人狂狷的情调，相对于唐人喜爱大漠孤烟、长河落日，宋人更热衷庭院深深、飞红落英。这些情调让他们过上了闲散的生活，花时游遍诸家园，为爱名花抵死狂。自此开启了宋代闲适情调的亲近自然和花草的生活。

“清明前后，种瓜种豆”，鲜花扎堆开放，汴梁的花农们起个大早，担着自家翠色欲滴的花苗，到虹桥码头吆喝贩卖。靖康之变使北宋皇室丢盔奔甲，逃离中原南下。“宁为太平犬，不作乱离人”故园已成灰烬，收复河山，终成虚愿。

南渡偷生的孟元老，在避地江南的数十年间，时常感到寂寞惆怅。想起昔日之东京汴梁，他终于抑制不住故园之思，提笔撰写了《东京梦华录》，追忆那一场繁华旧梦。而此时,名画《清明上河图》已被金人掳至遥远的北国，画师张择端也早已不知所终。它展示了一个沸腾的市井，繁忙的汴河、 拥挤的虹桥、高大的城楼、清秀的乡村、拥挤的街巷、川流不息的人群;衙门官署、酒楼店铺，鳞次栉比，几乎每个细节都值得玩味。尤其在这幅画中，张择端用了珍贵的笔墨描绘花市角度，烘托出北宋的春意盎然。

此外在孟元老的《东京梦华录》中，诸多与花卉的描写:“是月季春，万花烂漫，牡丹芍药，棠棣香木，种种上市，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开，歌叫之声，清奇可听。……正是《清明上河图》描绘的景致。 显然，北宋东京汴梁，是一个鲜花开遍，水草风貌的宜居城市。宋人爱花是发自内心的，甚至栽花、裁剪都是非常专业的。 宋人彭乘撰有《接百花》一书，书中就记载了百花嫁接技术:“百花皆可接，有人能于茄根上接牡丹，则夏花而色紫;接桃枝于梅上，则色类桃而冬花;又于李上接梅，则香似梅而春花;投莲于靛瓮中，经年植之则花碧，用栀子水渍之则花黄。” 整个汴梁城，桃、荷、菊、梅随处可见，春有山丹、瑞香，初夏有牡丹、芍药、含笑，夏有黄荷、茉莉，夏秋之交有红菱、鸡冠花，秋有菊花，冬有梅花……四季有花，组成了北宋流行的“一年景”。

宋代的节假日有100多个，《东京梦华录》用了大量笔墨对假日安排进行描述，在众多的闲暇时间，宋人选择了养花、卖花、买花的“花式生活”。

男子簪花追时尚，一直把时尚这块攥得死死的。

欧阳修在(谢观文王尚书惠西京牡丹》描述了一种时风:“京师轻薄儿，意气多豪侠。争夸朱颜事年少，肯慰白髪将花插。”说的是汴梁少年，喜欢将鲜花插在头发或帽子上，这叫簪花。在以北宋为叙事背景的《水浒传》中，有很多梁山好汉也热衷簪花。比如“鬓边爱插芙蓉花”的杨雄，“鬓边长插四季花”的浪子燕青，“斜戴一顶破头巾， 鬓边插朵石榴花”的阮小五，甚至刽子手蔡庆，因平时喜欢戴枝花，遂被大家称为“一枝花”。 宋江、索超、柴进、焦挺、周通、杨志、戴宗、花荣等，也都喜欢簪花。南宋时期，还有江湖大盗用“三朵花”作为自己的称号，引来众多大盗仿效，给自己取名为四朵花、七朵花、九朵花……簪花，俨然宋代男子的一大时尚。 簪花在中国古代也算历史悠久。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，人们就在朝冠上插花，《隋史》中还有隋太子外出打猎，头戴玉冠，并插上金花做装饰的描写。唐时也有男子簪花，但在正史中未见具体记载，只在《全唐诗》和一些风俗笔记中有相关描述，可见那时男子簪花还不是主流文化现象。

可是到了宋代，男子簪花迅速演变成全民化的现象。每个季节，只要有应景的花朵，都会成为他们簪戴的目标。社会上流传各种各样的事件，更为簪花推波助澜。其中最有代表性的，是宋人蔡绦在《铁围山丛谈》中记载的四相簪花的故事:北宋庆历五年( 1045年),扬州太守韩琦官署的后花园中，有一种叫“金带围”的芍药，一枝四岔同时开了四朵花，花瓣上下呈红色，中间长出一圈金黄蕊， 人们呼之“ 金缠腰”。韩琦十分高兴,请来当时正在扬州驻留的大理寺官员王珪、王安石和陈升之三人，共同观赏这一奇景。因为花开四朵，饮酒赏花之际，韩琦便剪下这四朵金缠腰，在每人头上插了一朵。没想到此后的三十年中，参加赏花的四人，竟都先后做了宰相。从此，芍药就被评为名副其实的“世瑞”和“花瑞”，人们说，有幸遇“金缠腰”并簪戴的人，会有升官的好运。

全民倾情的簪花运动，与皇帝的喜好和鼓励是分不开的。朝廷之内，皇帝每次招近臣到后苑赏花，都要将他喜爱的花卉摘下，赐予身边的亲王和宠臣，让他们戴在头上，以此象征至高的荣耀。“上之所好，民必甚焉”，如此到了花开时节，每到游玩之时，人们都将时令鲜花插于头上，成为东京城中一大盛景。宋徽宗更是男子簪花的支持者和践行者，每次他出游归来，都是一副御裹小帽、簪花乘马的形象，陪行的官员和侍卫们也都戴着鲜花，浩浩荡荡。

当然，宋代男子也不是从一开始就都热衷簪花，少数人会比较勉强甚至抵触，要经历一个接受的过程。比如北宋政治家司马光，从小喜欢朴素的生活方式，对豪华奢靡的排场很反感。宋仁宗宝元初年，二十岁的司马光中了进士甲科，在参加朝廷为新进进士举办的闻喜宴时，皇帝赐给每人一枝花，众人都赶紧戴上以表谢恩，只有他不戴，直到旁边人提醒，他才勉强地把花插在帽檐上。针对有些人不习惯戴花、把御赐之花交侍从捧着这不敬行为， 宋朝御史采取了应对措施，如果官员不把所赐之花戴在头上回家，就要受到御史的弹劾。很快，簪花进化为一 种礼仪制度，被社会各阶层广泛接受。 到后来，人们已经习惯把赐花、簪花看作是一种至高的荣耀，它已经成为仕途升迁的重要标志。正因为花在仕途升迁和人事往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，人们将插花与焚香、点茶、挂画相提并论，合称“生活四艺”。朝廷更将插花列为四司六局专营项目，其中排办局专管插花，进一步促进了花文化在宋时期的普及。花成为最常见的馈赠之物，连花瓶、花盆都变成士大夫相互馈赠的文房雅物。更有甚者，引发了以金银制作像生花草变相行贿的陋俗，一度引起朝廷关注。

宋时有六大名花:牡丹、芍药、荷、梅、菊、兰，它们被大量培植，每种鲜花盛开的时节，各地都要举行热闹的赏花会,并逐渐发展成正规的活动。街上妇女儿童购买楸叶，剪成花的形状戴在头上，贵家小姐则“小轿插花，不垂帘幕”。每年重阳节，熙熙攘攘的赏菊人潮，常将东京各处园林，堵至水泄不通。

赏花钓鱼宴初见于南唐，兴起于宋太祖、太宗二朝，宋真宗时成为一项常规的宫廷休闲娱乐制度，除非有特殊情况,不曾中辍。仁宗朝中后期，西夏元昊叛乱，西部连年用兵，仁宗皇帝因此寝食不安，以致二十年间未曾举行过赏花钓鱼宴。

到了神宗、哲宗朝，由于新旧党争十分激烈，朝廷内部斗争尖锐，一党得势， 则与失势者相关的人物都受到牵连，曾受皇帝器重的文人也不例外。政局的不稳定，必然造成君臣之间的隔阂，宴会反倒成为一件进退两难的事情。

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记载，哲宗当政期间，有大臣提出举行赏花钓鱼宴，遭到翰林学士吕大防反对，他说时间不好，妨碍殿试，建议推迟。后来，又遇阴雨连连，天气作寒，未有花意，再行推迟。到了四月上旬，天气更冷，给事中朱光庭便上疏请求罢宴。事情报至太皇太后处，太皇太后说，既然天公不作美，那就算了吧。监察御史王岩叟更是极为赞同罢宴的主张。从此，北宋宫廷的赏花钓鱼宴，从制度上得以终结。

赏花钓鱼宴关乎国势，四方无事，天下太平，君臣遂可“以天下之乐为乐";天下扰攘，四方多事，君臣无心作乐，赏花钓鱼宴只好废止。此外不光观花，还有赏鱼，成了北宋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当时金明池与琼林苑是东京最大最繁华的皇家园林，每年春天有一个多月时间，民众不收门票可随意进入，游春赏花。这期间，园内有卖餐饮的摊铺,聪明的商家会推出“有偿钓鱼”节目，游客以高于市价一倍的价钱，买下自已垂钓所获,当即做成鲜鱼宴，临池享用。百姓热衷于赏花，皇帝也不例外。而且要与民同乐每年暮春牡丹花盛开的时候，皇帝都会邀请臣子赏花、钓鱼、宴饮、赋诗、习射，共济一堂，“以天下之乐为乐”，这项活动被称为“赏花钓鱼宴”。参加赏花钓鱼宴既需一定级别，又是一种荣誉。

本文参考了《东京梦华录》、《故宫的风花雪月》、《宋代文化史》等资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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